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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务实说修书一封给努尔哈赤，这倒不是因为他膨胀了，而是他的确自信有这样的威望可以压制住努尔哈赤。
至少在此时，他相信努尔哈赤不敢有激怒自己的勇气。
也许漠南之战离辽东还有些太远，可是辽南之战对于女真而言，那就是爆发在家门口的一场大战了。其战争过程，辽东周边的各部，无论女真还是蒙古，现在都很清楚。
高务实在此战中不仅运筹帷幄，而且展示出了女真人无可企及的力量。他手下不仅悍将云集，而且除了可以动用大明朝廷的力量之外，还有一支随时可以化为战兵的家丁队伍，这支家丁队伍的人数还特别巨大。
怎样的数量可以叫特别巨大？反正努尔哈赤掰着指头算了算，他现在控制的人口都还不如京华在辽东所拥有各类雇工的两成，即便排除那些从事柞丝产业女工，建州左卫的人口也不到京华在辽东雇工的一半。
人口和雇工当然不是一回事，但京华在辽东的产业因为新建辽阳基地的缘故，现在有的矿工、铁匠等青壮为主的雇。按照京华的习惯，这样的基地一定会有护矿队、护厂队，努尔哈赤知道，这些人是可以随时化为战兵的，一定要算在京华的武装力量之中。
而努尔哈赤本身有多少兵力呢？
别看他刚刚击败了尼堪外兰，实际上他的兵力也就三千多人，还不到四千之众，这点人连京华辽阳钢铁厂都未必能拿下，何况其余。
要知道，高务实可不仅仅是京华的东家，他还是大明的兵部左侍郎，真把高务实惹毛了，说动朝廷先剿了他努尔哈赤也不奇怪。
更何况，因为人参贸易的原因，现在努尔哈赤根本就离不开高务实。
控制了辽河水道的高务实，现在已经事实上成为辽东商业的幕后天子，几乎大宗贸易，都难以避开京华的贸易网络。
在辽东的贸易市场上，人参、毛皮、蜂蜜、蘑菇、木耳、榛子、松子都深受关内欢迎的特产，而其中尤以人参最受欢迎且几乎不可替代。
众所周知，在古代中医宝典里，人参都被列为药中上品。历代医家认为它有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魂魄、止惊悸、除邪气、明目开心益智、久服轻身延年、治男妇一切虚症等功效，因此人参的价格一直不菲。
而偏偏此时原本盛产人参的山西上党，因为人为采摘过度，当地的人参几乎灭绝，因此人参的主要产区已经转移到了女真聚集的辽东地区，这就让辽东抚顺的边市成全大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人参贸易市场。
据京华这边自己的统计，女真对大明的人参年交易量均在数万斤以上，按此时的人参价格，依照人参品相的不同，大约每斤在三两到五两白银上下(注：此为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即约莫在万历初年的价格，而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-20两)，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，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，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。
可以说，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经济来源，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经济支柱。换句话说，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，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，那也是没准的。
这种时候，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？
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，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，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。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，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，不会做傻事。
你不是要韬光养晦积累实力么？可以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呆着，现在这几年别跳出来给我惹事。至于几年后，到底是你养出的力气更大，还是我搞定了辽东最大的威胁图们汗后回头来找你算账，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了。
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，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“与胡萝卜根差不多”，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。
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，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到了东汉末年，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，说人参“主治心下痞坚，旁治不食呕吐等”。后来南朝《名医别录》、唐朝《药性本草》、宋朝《诸家本草》、元朝《用药法象》等历代医书，对人参的药用都有提及，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。
可是到了明朝，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，成了“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”，包括“发热自汗、眩晕头痛”，及“痎疾、滑泻久病”等。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，荣登“神药”地位。
方才曾说，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，主要产于上党地区(今山西长治)，被称为“上党参”；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，又称辽参。
早年间，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、药材。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，“必欲寄信，只多寄好干枣、人参为望。如无的便，亦不须差人，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。”
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，“万一有南来便人，为致人参、干枣数斤，
朝夕所须也。”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对苏轼而言，人参就和干枣一样，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，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。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“数斤”，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。
当然在明代之前，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。比如，上党参中有一种“紫团参”，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。《梦溪笔谈》里就有记载，说王安石患有哮喘，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。有朋友送来几两，王安石坚辞不受，说：“平生无紫团参，亦活到今日”。
不过，从苏轼为满足“口腹”之欲，“朝夕”食用人参来看，至少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，只有其中个别特产参品别高看一筹。但这也没什么奇怪，就好比普通的茶叶才值几个钱，但你要说名茶，那价格又要翻上多少倍？
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。直到嘉靖年间，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，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。而到了万历年间，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——原因前文说了。而至崇祯时，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。
而人参地位大变，直接成为神药，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，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。
其一便是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。本来人参的命名，就有着很强的神秘性。比如，隋唐志怪传奇《广古今五行记》中有一个故事：“隋文帝时，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，求之不得。去宅一里许，见人参枝叶异常，掘之入地五尺，得人参，一如人体，四肢毕备，呼声遂绝”。
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，甚至影响了李时珍，《本草纲目》中也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写了进去：“参渐长成者，根如人形，有神，故谓之人参、神草”。
具体到清朝，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“龙兴之地”，充斥“王气”，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“王气”的具现。比如，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说：“自辽阳以东，山林中皆有之，盖地气所钟，岂偶然哉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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